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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

作者: 影视娱乐  发布:2019-08-30

       张大导演的目标是10个亿,不过我们这个小地方的人好像不是很买账, 拿着电影票进场的时候只有稀稀落落的十几个人,可能大家在没开始的时候不愿进场看那些炫目又让人眩晕的预告片吧,等到电影开始,还是只有十几个人,才知道这些已经是全部了。
    3个大男人在空旷的电影院挤在了前排享受“带有故事性的国产大片”,这是我们的初衷。电影没有过多的把南京大屠杀的惨状拿来卖,这是很理智也是很勇敢的决定。所以开始的时候故事性还是保持完整的。接下来神枪手 爱国主义者 英雄 浪漫而又富有人文情怀国军军官佟大为出场了。我相信张大导演是为了更深的展现主题才设置了这样一个人,或者说没有在原著的基础上删掉这个人,也可能是由于故事的完整性和剧情的发展保留了这个人。但是非要把一个人刷成全白来当成人性数轴里的最高坐标吗。国产电影对于战争片一直有很深的误区,张大导演在本片中没有走出来,而在很短的战争场景中没有节制英雄主义情怀反而陷得越深。对票房是很有好处的(特别是国内票房(特别是思想形态浓重道德意识深重的国内))。但是对于“人性”这一个主题,张大导演这样的设置就会显得有些幼稚。一些人会被“催泪弹”射中,并不代表理性的人没有免疫力。拿这些让金球奖评委感动或者入戏是在使他们感到尴尬的同时又把自己当回了事。
    当这些妓女捆绑出场时,他们真的是太整齐划一了,除了女主角,所有妓女的台词一样多,情节点的感情选择也是一样的。以至于到底有多少个妓女和电影片名叫什么都很好选择,如果有一个女主角加六个妓女就叫《金陵六钗》,一个女主角加七个妓女就叫《金陵七钗》,一个女主角加x个妓女就叫《金陵x钗》。当然了x要在地窖的承受范围之内。贝尔的演技不错,烫发技术更是一流的。应该是整个片子的亮点,理所当然的贝尔的心理转折应该着重表现一下,不要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不让他释放演技。但是在日军闯入教堂,强奸女学生的时候贝尔的戏份远远少于“行动"的日军。可能最后一分钟的救赎太短了,当初格里菲斯就不能把最后救赎的时间设为三分钟吗,好让张导演考虑一下贝尔心理转折的表演方法。
    《魂断蓝桥》《乱世佳人》《卡萨布兰卡》《英国病人》这些电影都曾经让我们深深感动,战争是残酷的,爱情的甜美的。十三钗也是这个模式,可是爱情最后就如一夜情(和贝尔当初的目标一样)。女主角的演技是一个方面,导演也在有意的忽略,迫不及待的直奔结尾。在特效上细节的处理还不是很好。
     很高兴看到张艺谋开始讲故事了,哪怕像有些人说的把中心从票房转移到了金球上。我们不希望电影被票房和奖杯绑架,我们希望有人在一直努力。

“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
  
  
  
   在谈论贺岁大片《金陵十三钗》之前,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张艺谋电影的进化路线图。从 民族寻根的《红高粱》,经过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达底层痛苦 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张艺谋遗弃的早期自我,它不仅表现出导演的杰出才华,更展示了电影人 的基本良知。而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起,张艺谋开始将其电影逐步转型为一种庸俗的商业文本。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主流电影的价值转向。而后,在《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推行赤裸裸的低俗主义,并于花花绿绿的《三枪拍案惊奇》中达到恶俗的高度。张艺谋就此完成了他向“三俗”领域(庸俗、低俗和恶俗)的华丽飞跃。
  
   国产大片主宰的庸众市场由此诞生了。张艺谋公式=情色 暴力 民族苦难题材 爱国主义,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中国电影的最大救星。但与此 同时,张艺谋电影的技术指标和媚俗指数都在与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钗》的上映,即将迎来新一轮身体叙事的狂欢。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作为本土最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摇篮催生了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 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名妓,而这个妓女团体的作为,颠覆了唐朝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著名论断。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 《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所有这些高尚妓女的事迹,构成了《金陵 十三钗》的香艳布景。
  
   而在280多年后的1937年末,日军在南京展开旷世大屠杀,有30万人被血腥杀害,其中八万女性遭到奸杀。这 原本是一个残酷的史实和严厉的指控,本是人 类反思战争暴行的重大契机,但在《金陵十三钗》里,情色地理和战争地理,秦淮河的历史风尘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现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却发生了戏剧性 的叠合,由此构成罕见的电影题材,几乎所有人都会为这种讲述而涕泗横流———
  
   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学生和十三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六位国军伤兵。而在大屠杀的背景下, 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这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圣女。“十三 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 (西方的符号)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东方的符号)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本土献身的奇妙转喻。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为这种献身而大声鼓掌。
  
   作为一个冒牌的神父,英格曼是沦为流浪汉的“入殓师”,为躲避战争而在教堂纵酒买醉,还要吃妓女的豆腐,但在救赎他人的危机中,却完成自我救赎的精神历 程。这是一种源于小说原作者但却更为高明的叙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莱坞和中国导演及片商的价值鸿沟。严歌苓的小说救了张艺谋,为其铺平通往美国加州的红色地 毯。
  
   为了推进影片的炒作事务,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写的《我和贝尔演床戏》一文,事关“好莱坞神父”和中国义妓的激情床戏,这种蓄意的披露,令其成为一件被事先张扬的“桃色案”,并成为片方营造市场气氛的情欲前奏。
  
   这场床戏炒作,是片商营销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无出路的情欲两边,分别站立着“神父”和妓女,代表灵魂和肉欲两种基本势力。但这场床戏究竟要向我们暗 示什么呢?究竟是心灵挣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还是妓女在表演灵魂的超度?抑或是两者的共赢?而事实上,被涂抹成粉红色的民族苦难(死亡、仇恨和绝 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质,也摧毁了基督的信念。但正是这种教堂情色 战争暴力 爱国主义的三元公式,预谋着一种双重的胜利———张艺谋圆奥斯卡之 梦,而制片方则赢取最大票房。
  
   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年代,这部号称投资额达6亿元人民币的豪华制作,正在打破中国大片的投资纪录。制片人大力鼓吹好莱坞一线明星给中国打工的舆论,旨在平息 民族主义愤青的抵制情绪,并掩饰其讨好美国观众口味的基本动机。不仅如此,他还在各类场合赤裸裸地豪言,要拿下本土的10亿元票房,毫不掩饰把影片当做暴 利工具的意图。我们已经看到,从大地震故事到大屠杀故事,有关“发国难财”的民间批评始终没有停息,而《金陵十三钗》把这种发财模式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妓女的人性、良知和爱情,也不反对以一种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展示性工作者的政治贞操,但面对南京大屠杀这种沉重题材,制片方却在眉飞色舞 地爆炒床戏和豪言票房价值,这只能构成对全体战争死难者的羞辱,更是对八万被强奸中国妇女的羞辱。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记忆, 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牟利工具,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
  
   12月15日,将是中国电影的又一次午夜狂欢。距离南京大屠杀很远,而距离圣诞节和票房利润很近。在15日午夜,钟声将敲响十三点。这是一种充满反讽意味 的报时,它要越过十三个女人的故事,向我们说出十三种痛苦和抗议。在十三点时分观看“十三钗”,的确是一种奇怪的体验:一边是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 和犹太人的哀歌,一边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和中国人的视觉欢宴,它们构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令我们感到汗颜。我们将抱着自己的良知无眠,犹如抱着一堆 荒诞的现实。

空空如也

                                

        一部电影成功与否,在市场经济下往往取决于票房的高低。由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上映仅一周,票房就超过3.6亿元,虽然离预期的10亿元票房还有一定差距,却足以令人瞠目结舌。某种程度上,它算是成功的。
        然而一部成功的电影并不能说是“好”电影。我觉得一部“好”电影应该是能在观众看完之后可以感觉到“实”的存在。但《金陵十三钗》却给了我相反的感觉:空洞。
        影片开始部分是硝烟弥漫的场面,接着是抗日队伍李教官一行人和逃命女学生以及十四个秦淮女的出现。逃难的场面,众所周知应该是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全部出动,所以混乱骚动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影片中只是显示出了士兵、学生、妓女这些人,并不是说每一个阶层的人物都要表现出来,只是这样的出场安排显得有点不符合实际,以及随之带来的牵强和虚化。
        电影长达两个半小时,塑造战争场面的时间却用了半个小时左右,虽说电影是以战争为背景,但这个和主要人物以及主要事迹并无太大关联,所以在这方面大可不必大肆渲染,用几个镜头带头或许会显得不那么拖沓冗长。耗资六亿,如果大量的资金用在这个上面,我想应该会有点用之不当。此外,电影中贝尔扮演的约翰·米勒(假神父),色鬼加酒鬼的角色,在一瞬间转变成了“救赎者”的身份,试图保护躲在教堂里的人,这个转变有点太大,因为并没有看到他“保护”她们的这一动机或者这一行为转折的过程,所以显得有些唐突。还有,在电影结尾处,约翰·米勒仅用一张所谓的“通行证”以及几箱葡萄酒就顺利过关,这个未免又太过牵强,日本人没有这么笨,即便不会打开车厢全部检查,至少也要用刺刀刺几下。
        接下来讨论一下所谓的主角,也就是这些“钗”们。电影名字叫“金陵十三钗(当然有一个是男扮女的陈乔治,但这不是重点)”,很明显,它所表现的东西肯定和“钗”们有关。总共是十四个秦淮河女人,然而影片中观众所能记住的大约也只是玉墨一人,就算连上回妓院取琵琶和耳环的那两个女人也不过才三个。有大量的时间分配在战争场面塑造上,却把真正的主角抛在一边,详略不当带来虚空之感。观众会问,“我本该看到什么?”“我看到的是什么?”“我没看到什么?”
        这个电影简单一点说就是讲一群风尘女子救教堂女学生的故事。“表达对人性的赞美”,这是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的初衷,这一点在电影中表现出来的主要集中在:当女学生准备跳楼自杀的时候,这些女人答应代替女学生去唱歌(当然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这是一条不归路)。然而当她们真正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玉墨的号召所衍生出来的行动。玉墨说,“我们干脆就去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改一改这自古以来的骂名(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然后她们才接二连三的答应下来说要去。虽说有答应的勇气这个本来就很不容易,但这种“跟着头牌混”似的联动行为对于塑造“人性美”显然有负面效果,甚至于让人对导演所要让观众知道的东西引向一种模糊的状态中,然后又回复到一个问题,“到底是在说什么?”
        当然,《金陵十三钗》可取之处还是很多的,比如在色彩运用方面:十四位妓女红绿等颜色的艳妆,教堂玻璃斑斓的色彩。还有在感情刻画方面:李教官把死去女学生的鞋子放在门前时和书娟的对视,玉墨答应代替书娟去,书娟送来学生装时叫出的“姐姐”,以及做汉奸的爸爸只为千方百计保护女儿的周全等等。
        然而如果仅凭这些还远不足以支撑起“好”电影这个大场面。没有实在的完善的故事情节,没有实在的明确的表现主题以及实在的适合的表现手段,即便它在票房上取得成功,但永远无法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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